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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存世的最早字书。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字典，更重要的是系统提供了汉字构造的基础元件——部首及造字的六书四象等汉字造字的规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建立了以540个部首为基础的汉字造字规则体系。在《说文解字》之后，虽然后世持续有新的字书推出，并且收录字数不断增加，但部首基本稳定在《说文解字》建立的540个范围内，甚至后世简化为明代《字汇》的214个，并且沿用至今。这充分说明许慎的《说文解字》在部首的收录和造字规则上已经达到一个顶峰。只是许慎的部首体系本身没有严格分级。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今天之所以要特别推崇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并不单纯是因为它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曾经有多么辉煌，而是因为从未来人类文明发展角度来说，它正好是人类进入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代科学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智业革命所必须的。人工智能不能只是去堆算力和消耗更多电力，而必须在另一条路径上大力开拓：就是人类的知识和信息熵值最小化，从而以最小的算力和电力消耗而获得更好的训练结果。这个只有重新进行汉字革命和与其相呼应的第三代科学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都知道汉字与拼音文字的重大区别在于它的表意上。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对比各个汉字“单字”与拼音文字的“单词”的话，很难清晰区别两者间的表音表意上巨大差异如何体现。因为大量拼音文字的单词似乎也有表意的性质。例如一些词根或词缀：-tive，-able等不仅是表示它是形容词，而且-able还有“使......能”等表意性。im-等前缀有否定的表意性。所以，如果仅仅从字或单词及其以上的层级进行对比，汉字的表意性并不是显得那么地不同。

　　其次是汉字的熵值最小化特性，这体现在部首的数量适度上。所有文字都是以“字母”或“部首”为最小的基础单元，以此为基础构造成“单字”或“单词”。这个本质上并没有不同。但从文字系统的经济性上看，区别在于是否符合熵值最小化的原理。熵值最小化，意味着文字和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需要的文字和语言数量最少，从而学习和记忆的数量就最少。这个可以用信息论中霍夫曼编码的原理来证明。霍夫曼编码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由大卫・霍夫曼（David A. Huffman）于1952年提出，核心思想是对出现频率高的符号分配短编码，频率低的符号分配长编码，从而最小化编码后的总信息熵最小化。英文字母只有26个，绝大多数拼音文字的字母数量都差不多，不能过少。字母过少带来的问题是，组成单词时需要较多的字母。仅包含一个字母的英文单词只有两个：i（我）和a（一个），两个字母的只有20多个。很多高频单词的字母数量达到12至15个。但汉字的部首有540个，即使常用的也有200个，数量适度。另外单字与部首其实都是一个字的长度。因此构造的单字有5000到1万多。2到4个字组成的词组、成语、新名词等基本就可适应社会与科技的发展需要。假设以5000汉字为基础进行组合，2字词组空间有2500万，3字1250亿，4字625万亿，其空间非常充裕。

　　拼音文字其实也可以用单词来形成词组，问题只是单词已经很长了，如果多个单词构成的词组，其长度很容易就会失控，太长了。因此与采用拼音文字形成词组相比，它往往是取词组中第一个字母拼成简略词，形成新单词。如激光，其英文词组名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受激辐射光放大）。因这个英文词组名太长了，就变成取第一个字母的缩略词laser，但因为英文的字母没有任何表意性，就使这个新词完全看不到原来的含义了，而中文将“受激辐射光放大”缩略成“激光”，依然很好地保留了原意。大量的英文词组因太长，不得不采用取第一个字母组成新词，或者截取部分词根词缀构成新词。后面的词根词缀构词法形成的新单词还算有一定的表意性，但它们已经是新单词了。这使英文每年产生大量的新单词，据统计每年高达2万多个，而累积的英文单词数量已经多达上百万。如此庞大的单词数量使得学习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将成为以英文作为母语的民族，无法进一步迈向第四代工业革命和第三代科学文明的关键性障碍。

　　第三是汉字的同一性。体现为空间上的同一性与时间上的同一性。空间上的同一性可使空间上跨度极大的不同地区都保持语言的同一性；时间上的同一性，体现为语言的时间稳定性。如果人类未来进入星际移民和旅行的时代，汉字可能是唯一可以适用的语言。因为星际旅行，尤其是跨星系的移民，可能会达到百年和千年的时间跨度。如果采用其他拼音文字的语言，一个星际旅行往返，等他们回来时，可能地球上航天基地的人与返回的人根本就没法顺利沟通了，因为无论地球上的人类和星际旅行的人类都已经演化成全新的语言。今天的英国人基本上都已经看不懂400多年前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别提创作于公元8-10世纪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了。

　　第五是有了仓许默汉字体系，汉字将从最难学习的语言，变成最容易学习的语言。过去人们认为汉字很难学，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汉字最根本的造字规律。以字为基础进行学习，需要记住5000到7000个字，但从部首开始学习，需要记住的东西数量就极大地减少，并且因为他们有极强的规律性，学会后很难忘掉。事实上，学习他国的拼音文字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是词根词缀学习法，也就是从拼音文字的造字规律出发来进行学习。但因为拼音文字时间同一性很差，因此词根词缀的规律性并不强、变体和例外很多。虽然如此，借助于这种方法能部分地理解单词的造字规律，也非常有助于理解和有效减少单词的记忆量。而汉字的造字规律性是非常强的，并且变化极少。因此，如果学习汉字以部首为基础，而不是以字为基础，可以极大地减少记忆量，最终会越学越快。

　　第六是中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的高度一致性。只有通过部首造字的规律学习，才会充会理解中华文明“名实相符”与现代科学的实验与测量方法的内在一致性。文字就是客观世界、人类思想与精神等对象的名和映射，名实是完全相符的。部首，是中国古人对世界最广泛和最基本属性的最高程度抽象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的造字规律，体现了对世界的分析、综合等认知。这种认知方式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精度、严谨性和因果性不足，但它本质上与现代科学文明的实验和测量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现在从小学开始的语文课是一门最基础的课程。表面上看它的本质是母语的语言课，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中国的语文课是学习西方分科方法最失败和最错误的。因为人家拼音文字的学习其实也是从学习字母开始的，但因为其字母实在是太少，所以这部分课程内容在语文课形成时完全被忽视了，导致中文的语文课是以单字为基础开始学习。虽然部首数量看起来很少，但它们却是汉字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最精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语文课中几乎被完全抛弃了。只有一些有心的语文老师个人会顺便讲一下。

　　另外，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从来没打过仗的文官，在危难时突然之间成为杰出的将帅。例如赵括的父亲赵奢，三国时的周瑜、陆逊，南宋时的虞允文、文天祥，唐朝睢阳之战的张巡，明朝的王阳明、袁崇焕等。如果他们不具备军事素养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在一开始中学习汉字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当时科学的基本认识方法，而且通常阅读过大量兵书或战例。因此，一旦他们有统领军队的机会，甚至比一般的将军更加善于用兵。如果是现在文科专业的“文人”，几乎可以肯定不太可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也有效解释了我过去曾很长时间难以理解的一些谜团。例如，思想的调查研究方法，本质上就是现代科学的实验与测量方法。本人并没有在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学科上有很多学习和造诣，他本人在学校主要学习的全是今天看来是“文史哲”类的知识，怎么会具备如此颇具现代科学基本精神的认知方法呢？如果能理解他有幸受到过中国传统私塾中曾有过的汉字学通识教育，并且受到过陈独秀等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感召，就能很容易理解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居然是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的《体育之研究》。他同样是未进任何军校，却成为古往今来历史上最杰出军事家。

　　因此，强烈建议尽快取消语文这门糟糕透顶的课程，而分解为以部首为基础的“汉字学”以及“阅读与写作”这两门课程。小学开始应当以“汉字学”为主，一、二年级可以不用开设“阅读与写作”课，可待三年级再开设。“汉字学”的学习到小学毕业就可以永远结束了。通过以默公创立和完善的“仓许默汉字体系”教学方法，一些4岁的孩子经过仅仅不到两年的学习，到6岁刚开始进入小学的年纪，居然就可以顺利地阅读中国大量经典文献了。这类经典以今天的语文课教育到大学都未必能读得明白。通过这些学习的孩子不仅在“阅读与写作”上能力突出，在物理、数学、化学等专业学科上也都具备良好基础。理解化学物质与汉字造字体系是完全类似的。

　　毛主席当年就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钱学森当年也说过“人再笨，14岁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并主张8岁前完成小学课程、16岁前大学毕业。如果人们以现有的教育和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是根本无法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所说的观点的。有些人就认为是因为钱学森智商太高，所以不理解智商低的人，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如果采用仓许默汉字教育体系和第三代科学方法，学习应当是越学越简单越容易，因为从一开始学习的就是最基础的规律和方法。16岁前大学毕业，20岁前博士毕业，并且不是只学了一个很狭窄专业，而是“通晓整个人类全部的知识、专精某一群领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说到“芯片”，这事实上已经在科技词汇发展过程中失去原意了。最原始的概念是“集成电路”（英文是integrated circuit），其关键是在“集成”，也就是把多个电路单元集成在很小的基座上并且封装成单一器件。只是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较多采用Chip（碎片、薄片）一词，这个是失去专业含义而只取表面形状的俗语。因此，如果理解“集成”这个关键内涵，就知道“器官芯片”，其实就是“集成的不同人工培育的器官”。理解了这个专业术语，不用再解释，马上就可以很容易理解所谓“量子芯片”“光子芯片”等，准确含义就是“集成的量子器件”“集成的光子器件”，马上一通百通。如果不采用这种科学化、层级化的科学知识归纳和学习方法，不仅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难度极高，学习量数量级地增加，越学越难，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是随着人类科技的迅猛发展，永远也学不完，越学、面对的不懂的东西却越多。

　　中国文献记载中“仓颉造字”。最早文献见于《春秋元命苞》，原书虽佚，但通过清代马骕《绎史》等辑本留存部分佚文，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起源的重要文献依据。有些介绍称“仓颉造字”属于神话，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虽说仓颉是汉字造字第一人，但我更建议采用他是“系统总结和规范”了汉字，而不是从零开始的“造”字。因为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在他之前很早，中国就已经有大量古代的文字或刻符，分散在不同地区，例如9000年前的贾湖刻符等。他肯定是对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字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总结出了规律，进行了规范、增补。

　　《说文解字》的作者。（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词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字圣”。《说文解字》全书共分450部，首创部首编排法，收集9353字，后又多次删改，于建光元年（121年)最终定稿，由其子许冲上表献书。此后，许慎回归故里，在家乡及附近村庄授经教书，建和元年（147年）卒于家中，享年约九十岁，葬于今漯河市姬石镇许庄村东100米。

　　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一下的重要插曲。中国在建国前后，差一点就废除了汉字而转向拼音文字，因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是当时几乎所有各派主流学者一致的看法，甚至是迫不急待的看法。但作为少数派，甚至是极少数派的坚决反对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体现在方块字上，任何拉丁化都行不通。在历史上多次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人民的功绩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挽救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汉字却是少有人知。汉字不能废，但可以简化。这形成了后来的简化版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