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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年11月28日，一份长约16.5英寸、宽约3.5英寸的羊皮纸文书，记录了莎士比亚与安妮·哈撒韦的“婚姻契约”（marriage bond）。这份文书相当于二人的“结婚证”，是他们婚姻关系最直接的原始凭证。它在尘封近两个半世纪后，于1836年重见天日。当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Sir Thomas Phillips）在系统整理伍斯特主教区留存的古老档案时，意外发现了这份极具历史价值的法律文件。

　　新郎的缺席较易理解，威廉·莎士比亚当时尚未成年，18岁的他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人资格。但问题在于，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本可以代子担任担保人——这同样是当时的通行做法。更何况，作为曾担任斯特拉福德镇长、在当地社会享有一定声望的商人，老莎士比亚完全具备出任担保人的社会资质与法律资格。不仅如此，与莎士比亚家族素有交情的昆尼（Quineys）、萨德勒（Sadlers）、格林（Greens）、雷诺兹（Reynolds）等富裕家族，也均未出任担保人。老莎士比亚对长子迎娶一位年长八岁、家境一般的女子，是否抱有保留态度，今人已无从确知；但法律文献中其作为担保人的缺席，至少表明他并未积极介入这桩婚姻的法律程序。

　　作为拉丁文契约的附属内容，这部分采用16世纪英语撰写，明确约定了婚姻的生效条件。其中最后一项格外引人注目：“倘若该威廉（即莎士比亚）不能自负应有的费用和开支，保障并免于使尊贵的伍斯特主教约翰及其官员受到损害——为许可该威廉与安妮仅经一次结婚预告（banns）询问即可成婚，以及因该许可之缘由或可能引发之一切其他后果——则本担保契约即告无效并作废……”简言之，新郎需保障伍斯特主教日后不会因“仅经一次结婚公告询问即可成婚”而遭受质疑，为此还需要向教会缴纳高达四十英镑的保证金。

　　“仅经一次结婚公告”道出了全部的秘密。按当时教会规定，新人在结婚前需在居住地堂区教堂连续三个周日宣读结婚公告，以便公众知晓并有机会提出异议。但莎士比亚与安妮的婚事，只进行了一次公告。为什么如此仓促？答案或许与安妮的身体状况有关。1583年5月26日，长女苏珊娜（Susanna）在斯特拉福德镇圣三一教堂受洗，此时距二人结婚仅过去六个月，这表明1582年的冬天安妮已怀有三个月左右的身孕。他们的婚姻，很可能是因未婚先孕而仓促缔结的。

　　据登记册第32卷43v对开页记载，1582年11月27日，教会法庭为“来自斯特拉福德的威廉·莎士比亚与坦普尔格拉夫顿的安妮·惠特利”颁发了结婚许可证（marriage license）。时间上，这比婚姻契约早了一天；人名上，新郎姓氏拼写为“Shaxpere”而非契约上的“Shagspere”，新娘的信息则与结婚契约完全不同——籍贯记为“坦普尔格拉夫顿”（Temple Grafton）而非“斯特拉福德”（Stratford），姓氏写为“惠特利”（Whateley）而非“哈撒韦”（Hathwey）。

　　在16世纪下半叶，主教区登记册的记载常依据口头陈述直接撰写，“Shaxpere”与“Shagspere”的拼写差异，很可能源于书记员的不同听写习惯。仅伍斯特主教区第32卷登记册中，就多次出现因发音相近导致的拼写谬误：如“Hiccox”被误记为“Hitchcock”，“Joan Barbar”为“Joan Baker”，“Robert Bradeley”为“Robert Darby”，“Humfrey Elock”为“Humfrey Edgock”。与这些错误相比，“Shakespeare”的多种拼写变体简直不值一提。

　　至于新娘姓氏的差异，历史学家J. 汤姆·伯吉斯（J. Tom Burgess）在《历史上的沃里克郡》（Historic Warwickshire）中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登记册中的许可证条目往往并非当场录入，而是先在草稿或便签簿上记录简要信息，后续再整理誊抄。这一流程常导致日期、姓名及教区信息含混不清。新娘名字的原始拉丁文大概率为“Annam Hathwey”，书记员对照备忘录抄写时，可能将“Annam”词尾的“m”误认为是下一个单词的首字母“w”，且误判备忘录缩写了词尾“m”，于是“Annam Hathwey”变成了“Anna Whateley”，最终被解读为“Anne Whateley”。

　　除了这处笔误，并无任何证据表明莎士比亚与任何“惠特利”家族有关联。相反，另一份来自托马斯·惠廷顿（Thomas Whittington）的遗嘱，却能为“安妮·莎士比亚”出身“哈撒韦”家族提供佐证。这位托马斯曾是肖特里的理查德·哈撒韦手下一位富裕的牧羊人，其1601年的遗嘱中，对“安妮·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先生之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信任。惠廷顿与哈撒韦家族的长期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数项金钱往来和债务，使他对“安妮·莎士比亚”产生了信任——这或许恰恰说明，安妮·莎士比亚正是其雇主理查德·哈撒韦的女儿。

　　莎士比亚与安妮的婚姻，如千千万万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遵循着英国法律的规范与精神。正如这份程式化的结婚契约所见，英国合法婚姻是一种简化但庄重严肃的程序，即一男一女在可作为见证的亲友面前，基于自由意志和相互同意，交换彼此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协议与誓约。婚姻一旦缔结，便产生相互的、有约束力的、持久的且不可随意解除的义务。这种将“出于自由意志的婚姻同意”等同于对实际婚姻的认可，正是英国法律的本意与核心精神的体现。即便在当下，“结婚合意”依然是界定婚姻本质的核心原则。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莎士比亚与安妮婚姻的真实面貌。他们的婚姻生活如何？他长期在伦敦工作，妻子留守斯特拉福德，这种两地分居的状态是否影响了二人的感情？莎士比亚在遗嘱中只留给安妮“第二好的床”，这句话究竟意味着温情，还是疏离？16世纪的英国法律严格约束着婚姻契约的神圣性，一经缔结，离婚几乎是不可想象之事——二人是否因此才得以白头偕老？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持续抒发着受挫的、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剧本中众多“妻子”角色的缺席、《李尔王》中互相厌恶的夫妇、《仲夏夜之梦》中转瞬即逝的爱情，似乎都在昭示着作者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凭此文件，特此晓谕众人：我们，沃里克郡斯特拉特福之农夫福尔克·桑德尔及同地农夫约翰·理查森，兹受绅士理查德·科辛及公共公证人罗伯特·沃姆斯特里之约束，负有坚定义务，向该理查德与罗伯特、其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或委托人，足额支付四十英镑合法且通行英格兰之良币：为确保此项支付得以妥善并忠实履行，我们及我们各自的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及遗产管理人，均以我们的印章加盖于本文件之上，共同并分别为该款项之全额承担全部责任。本文件出具于吾等女王伊丽莎白，蒙上帝恩典之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信仰捍卫者伊丽莎白陛下，在位第二十五年（即公元1582年），十一月廿八日。

　　本担保契约之条件如下： 倘若日后并无出现任何合法之障碍或阻隔——无论因先前婚约、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或任何其他合法缘由所致——使得一方当事人威廉·莎士比亚与伍斯特教区斯特拉特福之未婚女子安妮·哈撒韦得以合法缔结婚姻，并于此后依据该方面之法律规定，作为夫妻持续共同生活；此外，倘若目前在任何教会法庭或世俗法庭法官面前，并无任何涉及此类合法障碍或阻隔之诉讼、法律程序、争吵或诉求被提出或悬而未决；再者，倘若上述威廉·莎士比亚未征得该安妮之亲友同意，便不与所述安妮·哈撒韦举行婚礼；并且，倘若该威廉不能自负应有的费用和开支，保障并免于使尊贵的伍斯特主教约翰及其官员受到损害——为许可该威廉与安妮仅经一次结婚预告询问即可成婚，以及因该许可之缘由或可能引发之一切其他后果——则本担保契约即告无效并作废；否则，该契约将继续保持完全的法律效力与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