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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书业说：《清明上河图》摹本“可能以千万计”①，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却表明《清明上河图》异本之多。据古原宏伸《清明上河图》②一文统计，是图在世界各地收藏有53件。这还未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除《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著录本（以下简称“北京本”）之外的5件、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2件。应该说明的是，如果将一些带有署款的摹（仿）本，如《赵浙清明上河图》（日本林原美术馆藏）、（传）《仇英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不计，被称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大约在10件左右。

　　今传的所谓“真本”恐怕不是明代人所重视的本子。据画法观察：树法源出北宋，笔墨接近南宋后期，已颇有元意，石法亦为宋、元间画格，人物、屋宇则大致尚屈宋法。其写作时代不能晚过明代中叶……时代不能在南宋以前者，主要是：枯树作蟹爪枝，简而力弱，取与传世较可靠的郭熙画本比较，笔力已很不够，南宋中叶以前人画树更是劲拔有力，不会画成这个样子。这种颓放的笔墨很像出自元人，元人仿宋的画多有近此的。但此图规格犹是宋法。柳树的用笔更是粗简，置之北宋初年犹可，置之南、北宋间，那时人的画法，根据传世大多数近真的画迹看来，是比较谨严的，本图过于粗陋写意，逼近元人。石法竟多干笔，尤为可疑，我们知道：真正的干笔皴擦之法，是始自南宋末叶，而畅于元代的。坡纹画法拙朴似元人，更不类宋法。整个画幅，就形朴看，虽在郭熙、李唐之间，还符合张择端的时代，可是元人笔意太多，终有可疑之处。本图很有可能是元人的仿本。如果我的假定还不错的话，则本图还是较早之本，可以考见南宋时代院人仿本的真相，也可上推出张择端原本的面貌来（所以风景也还符合北宋时代的真相），因此，还是很可珍贵的！传世宋画多为明本，本图独多元意，所以相当拙朴，但是这种拙朴不是很古的拙朴，而是元人的拙朴耳④。（图1）

　　……实际考察过这一图卷的人，只要不管他所处的政治、社会地位的话，都会以为北平故宫本（即“北京本”——引者注）是真迹……本画卷从右下方往左上方采连续的动态斜线，这是相当具意图性的作法，但是作者的视点却很少摇动。正如多数论者所指，本画卷是以非常丰富的素描经验为基础画成的，但描法本身却具有相当多的南宋成分……我对于此画卷之作于金这件事，仍旧非常关心。不过那并不违背北宋末、南宋初之间的中国画的概念。我想象它是“靖康之难”被掳往北方的画匠之一所制作。如古原君所说，很可能是像王士元、燕文贵等皂隶之辈。因为如同前述，金人占领开封，是连人带物在内，一起吸收了中国的文化。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自然说是金人制作的。它的制作很可能是为了怀念已经荒废的开封盛时往事……

　　今观《清明上河图》中所绘之河流，河水与两岸齐平，毫无堤防痕迹，如果水位稍涨，两岸市区房屋即将被淹没。只有在许多地方，河床深而水位又稳的地下河才是这种形式。汴京附近的汴河就不然了，它涨落无常又“水行地上”，根本就不可能没有河堤，也不可能如《图》中所绘的形状。作者张择端自“幼读书游学京师”，自应熟悉汴河故事及特点；他又是以写实倾向见长的画家，如果他在描绘京师的汴河，怎能置世人熟知目睹的汴河基本外貌，置事关全城生命财产安全、高峻的千里长堤于不顾，画出与京师汴河特点完全相反的河流呢？显然，作者画的并不是汴京附近的汴河⑧。

　　杨准跋云：“后有亡金诸老诗若干首，私印之杂志于诗后者若干枚。”可知张公药等4人跋诗之后，尚有“私印若干枚”。若此即指第1纸张著题跋之前的四排印记中之若干枚，则第1纸原应当接于第3纸之后，即张著题跋的时间要晚于张公药等人的跋诗。按郦权于金明昌（1190—1196）初，授著作郎，未几，卒。则其卒年当在1192年前后⑪，此时距张著1186年作跋仅五六年的时间，故郦权等4人跋诗之时间早于张著题跋，当有可能。

　　若此，则原图卷尾题跋的前三纸之次序与北京本不同：张公药等4人跋诗（第2、3纸）在前，次为“私印若干枚”（第1纸前部），再次为张著跋文（第1纸后部）。其变动之原因，或是有人将张公药等4人跋诗裁去后，张著的跋纸自然前移；或为好事者以张著题跋明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且识年月，而将其位置前移。其变动之时间，当在杨准至正十二年（1352）题跋之后，李祁至正二十五年（1365）题跋之前，即卷尾跋纸钤“翰林”、“珍赏”骑缝印之前。

　　北京本卷尾跋纸现状之二：第1纸与画心后隔水接缝处之上、下两端，留有“翰林”、“珍赏”半印各一。此后至第4纸与第5纸（即杨准跋纸与刘汉、李祁跋纸）的各接缝之处，又四见此“翰林”、“珍赏”骑缝印。此收藏印主为何人，尚待考察，然此人收藏《清明上河图》之时间可大致确定，即在李祁至正二十五年（1365）题跋之后、明吴宽（1435—1504）题跋之前。同时也表明，于此人收藏并钤“翰林”“珍赏”骑缝印之际，卷后自金张著至元李祁等8人的题跋俱在。

　　虽然张跋今纸与图卷绢本之高度均为24.8厘米，但张跋原纸要比今纸高出一些。其理由是，张跋各行的首字已接近纸的上缘，其中第5行“神品”之“神”的竖笔，其上端几乎与纸的上缘相当。张跋各行的末字，亦接近纸的下缘，尤其是第2行“尤嗜于”之“于（於）”字。试想，张著当年落笔作跋时，于跋纸的上下两端必留出一些空白，也就是说，原跋纸要比今纸高出一些。推测张跋之所以变为现在“顶天立地”的情形，当是后人“削足适履”的结果，即将张著等人的题跋与《清明上河图》原图拆开分离之后，在与今图拼合对接时，为了使跋纸与图卷的高度相等，而将跋纸的上下两端裁切掉一些。（图2）

　　《清明上河图》在南宋初年“镂版以行”这一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清明上河图》完成于北宋后期。一幅画作刚刚完成之后，并不会很快地被刻版印行，特别是像《清明上河图》这种非正统流派、不合“时尚”的作品。惟其画意为人所认知与乐道，其内容为人所欣赏与怀念，成为时人所重的“宣政故事”，刻版印刷，才有销路。再者，刻版者绝不会以原作勾勒上版，当必以临摹品为之，而这件临摹品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图》最早的摹本之一。

　　右故宋翰林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一卷。金大定间燕山张著跋云向氏图画记，所谓选入神品者是也。我元至正之辛卯（1351），准寓蓟日久，稍访求古今名笔，以新耳目。会有以兹图见喻者，且云，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而售于贵官某氏。某后守真定，主藏者复私之，以鬻于武林陈某。陈得之且数年，坐他事稍窘急，又闻守且归，恐遂速祸怨，思欲密付诸贤士君子。准闻语，即倾槖购之。盖平生癖好在是也……至正壬辰（1352）九月望日，西昌玉华素士杨准跋。（图3）

　　现存的《上河图》（即北京本——引者注）是从东京外城东部较空旷之处起手向西画，经过下土桥，进内城角子门，然而往前再经过一处十字路口，画卷就戛然而止，分明是一个残卷。其完本往西还应画出相国寺、州桥等东京城内有代表性的繁华市街，可惜后面的一大段已佚失不存。郑振铎先生说：“根据后来的许多本子，《清明上河图》的场面还应向前展开，要画到金明池为止。”无疑是正确的判断。因为只有这样才是一卷首尾完整、横亘东京的都城全景图。金明池龙舟争标和清明节常在同月之中，时间相近，《上河图》末段在金明池上安排争标的场面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一热闹景观张氏久已会心，在《上河图》中一定描绘得比小绢画（即《金明池争标图》——引者注）更精彩。它引起了王振鹏的怀古之情，从而以之为主要依据完成了他的在形式上亦互相接近的《争标图》。虽然后者并非前者之忠实的摹本，这里面夹杂着若干后出之事物。大龙舟不必说，画卷中的“鳅鱼船”，也和《梦华录》所称“止容一人撑划，乃独木为之”的情况不同，而是一人站在鱼形长木上，并不见撑划的动作，令人觉得其中有南宋弄潮人之踏滚木表演的身影。其他不合宋制之处尚有不少，不备述。但从王氏画卷几个本子的内容无多大出入，而且所绘金明池风物确非向壁虚构等方面看来，王氏挥毫之前，胸中应有一先入为主的底样，而此底样或即《上河图》未残本（包括其摹本）的末段。假如本文的这一设想能够成立，则今日犹可据王氏画卷窥知《上河图》佚失部分的风貌之一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读画者说来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㉓。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仕至翰林承旨。性习绘事，工于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以失位家居，卖画为计。写有《清明上河图》，其中位置，若城郭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意态，而莫可数计，盖汴京盛时伟观也。此卷初入宣和内府，后为金人所有，卷末有金主玺。山人（王绂）曰：汴自朱梁以来，消耗极矣。至宋而累洽重熙，休养百年，始获臻此甚盛。其君臣之勤劳，庐井之丰庶，俗尚之茂美，皆可按图想其万一。吾知画者之意，盖将以观当时而夸后代也。不然，则厄于时而思殚其技，以杰然自异于众史也，何其精能之至，而毫发不遗恨欤？此岂一朝一夕所能就者，其用心亦良苦矣。无何京、攸柄政，国是日非，驯至黔黎涂炭，向之承平风物，仅可索之荒烟野草之中已。于以知都邑废兴，虽系运数，而人谋弗臧，盖各有自。徒令后之人览画事之精能，而益叹恨权奸之误国也。㉕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俱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严嵩）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赝本乃吴人黄（王）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此卷以为择端稿本，似未见择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笔势遒逸惊人，虽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办。盖与择端同时画院祗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吾乡好事人遂定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年）小楷李文正（东阳）公记、文徵仲（徵明）苏书吴文定（宽）公跋，其张著、杨准二跋，则寿承（文彭）、休承（文嘉）以小行代之，岂惟出蓝。而最后王禄之（榖祥）、陆子傅（师道）题字尤精楚，陆于逗漏处，毫发贬驳殆尽。然不能断其非择端笔也，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

　　王文用语有些闪烁其词，易引发误解。所谓“真本”，曾落墨相（严嵩）手中，后被查抄入明内府。所云“别本”，是指《清明上河图》真本入明内府后，隆庆皇帝命人摹制，施以彩绘者。即孙鑛《书画跋跋》㉚所说：“余在京师一故知家见画屏风有十余扇。主人云，此‘清明上河图’也，因穆庙命工加彩饰。因乞于内殿诸供奉，令渠抅（购）出者。虽笔法丝毫无承受，然规模大略是矣。”可知，为补充明内府经费之需，别本后来被变卖（即折俸）出宫。

　　除了“真本”与“别本”之外，王文还提到“赝本”与“稿本”。赝本是黄（王）彪依据“稿本”而作。稿本在世贞之弟世懋家，其虽与真本“殊不相类”，但又难以断定非张择端真笔。其特征是“于禁烟（寒食清明，民间禁烟火——引者注）光景亦不似”。卷后由彭年（1505—1566）书写李东阳跋文，文徵明（1470—1559）书写吴宽跋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兄弟书写张著、杨准跋文。据此可知，明代吴中的一些知名书画家曾参与《清明上河图》题跋的仿制。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七月七日……客持宋张择端文友“清明上河图”见示，有徽宗御书“清明上河图”五字，清劲骨立如褚法，印盖小玺，绢素沈古，颇多断裂。前段先作沙柳远山，缥缈多致，一牧童骑牛弄笛，近村茅屋竹篱，渐入街市，水则舳舻帆樯，陆则车骑人物，列肆竞技，老少妍丑，百态毕出矣，卷末细书“臣张择端画”。织文绫上御书一诗云：“我爱张文友，新图妙入神，尺缣该众艺，采笔画黎民。始事青春蚤，成年白首新，古今披阅此，如在上河春。”又书“赐钱贵妃”印，内府宝图方长印；另一粉笺，贞元元年月正上日苏舜举赋一长歌，图记：“眉山苏氏”。又大德戊戌春三月，剡源戴表元一跋。又一古纸，李冠（“冠”，一本作“观”——引者注）、李巍赋二诗。最后天顺六年二月，大梁岳璿文玑作一画记，指陈画中景物极详。又有“水村道人”及“陆氏五美堂图书”二印章，知其曾入陆全卿（完）尚书笥中也。后又有长沙何贞立印，又余姻友沈凤翔超宗二印。记超宗化去五六年矣。其遗物散落殆尽，此卷适触余悲绪耿耿也……㉞

　　嘉禾谭梁生，携“清明上河图”过长安邸中，云：“此张择端真本也。”卷首有五言律诗一首，题云“赐钱贵妃”，下有“内府珍图”之印，又有“清明上河图”五字，卷尾有“天辅五年辛丑三月十日观”十一字。按金太祖天辅五年辛丑，即宋徽宗宣和三年也。若宋人题此，则不应以天辅记年，若金人所题，则当是时，阿骨打继杨割而起，方与辽日寻干戈，其所谓文臣仅杨朴、高庆裔、高随等三四人，荜路蓝缕，何暇拈弄文墨。宋虽与金通问马政，赵良嗣辈国书信使，浮海往还，皆讲论夹攻割地之事。此卷何以得入金源，而有天辅五年之题识耶？靖康二年，少帝在青城，金人尽索法服玉册、五辂九鼎之属，及国子监书版、三馆祕阁四部书、太尝礼物、大成乐舞、明堂大内图，以至乘舆服、御珍玩之物，辇致军前，此卷或因以入虏，则题识当在天会以后，不当在天辅也。大梁岳璿跋尾谓：“清明上河图”五字为宋道君书，而定以为道君之书、金主之印，殊未可信。或云，五言诗盖金章宗之作，尤非也。章宗所幸李元妃，性慧黠、知文义，即陈刚中所咏“李妃妆台”者，章宗何以不赐李，而赐钱？《金史》所载，章宗诸妃，亦无钱姓。此卷向在李长沙（东阳）家，流传吴中，卒为袁州（严嵩）所钩，致袁州籍没后，已归御府，今何自复流传人间？书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启二年（1622）壬戌五月晦日。㊲

　　北京本卷后诸题跋中，在张著与杨准的题跋之间，尚有金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4人的跋诗；在杨准题跋之后、明吴宽题跋之前，尚有元刘汉、李祁的题跋。三书中，以朱氏本年代最早，其未记载刘汉、李祁的题跋，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有待于考察。然朱氏本中未著录金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4人的跋诗，则表明，当时4人跋诗已被割去。此有都穆的跋文为证：“是图藏阁老长沙公（李东阳）家。公以穆游门下，且颇知书画，每暇日，辄出所藏命穆品评，此盖公平生所宝秘者……元至正壬辰西昌杨准跋则谓：‘前有徽庙标题，后有亡金诸老诗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详前）。而孙氏本、卞氏本未载张著、杨准之外的题跋，当源于朱氏本。

　　分析起来，朱氏本在抄录、刻版或后来传抄时的差错大致有几种情形：其一，是脱、衍字，如表中，5脱“括”字、11衍“者”字；其二，是字形虽异，然字意相同或相通，如表中，2“志”（“誌”）与“识”、3“伎”与“技”、7“伯”与“百”、8“乌乎”与“呜乎”、9“秉钧”与“秉政”；其三，是因字形相近而误，如表中，4“夫”与“无”（繁体作“無”，但古人书写时，也有写作简体“无”的）、5“根”与“恨”、10“熙丰”（为北宋神宗年号“熙宁”与“元丰”之合称）之“丰”（繁体作“豐”）与“宁”（繁体作“寧”）；特别是表中6“到今”二字，朱氏本误“到”（“到”字，杨准墨迹写作“[至+力]”）为“动”（“動”）、误“今”为“合”。

　　图中约千人各具体态，莫有同者。先一人乘牛而弄笛，一妇女携子而呼鸡，一人荷锸而顾，二人将入户而语，继乘兜而相从者十人，负耒耜而耕者二人，远而风帆者二艘，近而且行且止者大小十艘。笑若有色，呼若有声，行若动，止若静，无所不肖。登干而行答者，陆货而负荷者，无所不肖，不可数而记也。登桥而驴驱者二人，骑行者一人，沽酒而盗饮者一人，市肉而较者二人，市鱼而较者三人，逐雀者一人，背隼者一人，走而喜相谑者，相望而疾驰者，不可数而记也。车一辆，驴七头，行为商，坐为贾，执物器而服役，倚门闾而指使，相顾相呼，各臻其美。争而有斗者五人，或欢而笑，或劝而怒，此市桥中之情也。僧而乞于市者三人，或趋而观，或迎而仆，幼稚之状也。其它肩火而市食，井收而用汲，儿唬而犬吠，亦巳尽天下之技，竭舆人之态矣，其心犹未足奇也。作十人以枪刃戏者，填道观之，老少聚首，奇形横出，虽至明，无以悉其名状也。掌城门者二人，乘骡而入城者五人，戴而出，肩而入，皆商贾之役，怀资而仆负者也。有闲户而读书者，喧而为市者，陶冶工匠者，老弱男女无不毕具矣，犹以为未悉人间之事也。乃作世禄之家，人马辏集，锦屏绣鄣，玉辔金鞍，迎接候送，莫尽拟议，则人无遗态，物无遗情矣！……元贞改元正月下浣，苏舜举著。

　　尽管北京本是否张择端原迹还存在一些疑问，但至少，它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最接近原作的一幅画卷。仅此一点，已难能可贵。随着各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在美术史、经济史、科技史、医药史、民俗学、地志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必将更加得到体现。本文还考察了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一些《清明上河图》异本：（1）南宋摹本、（2）元内府藏似本、（3）王振鹏临摹本、（4）《书画传习录》本、（5）张懋藏稿本、（6）《弇州四部稿续稿》本、（7）《味水轩日记》（即《牧斋初学集》）本、（8）《铁网珊瑚》本、（9）《孙氏书画钞》本、（10）《式古堂书画汇考》本、（11）《十百斋书画录》本、（12）《书画所见录》本、（13）《有恒心斋集》本等。

　　㉛孔氏论及此问题的有：（1）《略论台湾、北京、美国的三本〈清明上河图〉》（《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第31页）：“而曾被张英公（张懋）收藏的另一幅张择端所画的《上河图》‘稿本’，即北京故宫藏卷，其所绘内容于‘禁烟光景亦不似’是‘新酒’上市的中秋节前后”；（2）《略论〈清明上河图〉的三个系统》（《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56页）：“其所绘的时令季节又符合‘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特征的唯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宝笈三编本《清明上河图》。可见它是前人所称的稿本”；（3）《〈清明上河图〉二题》（《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33页）：“王世贞所寓目的有两本《清明上河图》，一本为‘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的‘稿本’，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4）《〈清明上河图〉真本问题述论》（《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17页）：“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一文中载，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清明寒食，民俗禁烟）亦不似’，这与故宫藏画出现的新酒、扇子、光身儿童，遮阳草帽花花油饼、麻谷窠儿、凉水饮子、解制日牌、祖道场景等显然是秋景的画面一致，此乃张择端的早期手笔。”